我們正目睹世界的改變。不過，我們會隨每季的新資訊來調整因應，如最近蘋果新上市的白色小玩意，或者下一波的選舉，因此，大部分的時間很難察覺到這些變動。然而，有時候這些變化會讓你驚奇萬分。

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，在他的部落格中寫了一篇文章，描述如何迫使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升值的策略。他的論點基礎在於，1971年各國針對德國和日本課徵10%的短期關稅後，成功讓這兩個國家瞭解到他們的錯誤行徑。那他的結論是？過去成功的策略，今日也可能奏效，只不過，或許我們得將關稅拉高至25%，才能讓中國人瞭解這可不是開玩笑的。為什麼我們要考慮這麼做呢？因為低估的人民幣拖累全球經濟的復甦，甚至還抵銷掉美國景氣刺激方案所帶來的正面效益。

身為奧地利學派理論的擁護者(Mises Institute)，我經常在許多克魯曼先生的政策提議中挑缺失，然而，這次克魯曼的提議，似乎符合所有經濟學派的想法。上回有人提出了一個類似的極佳建議，結果造就了1930年的斯穆特—霍利關稅法 (Smoot-Hawley Tariff Act of 1930)，該法案有意與無意造成的後果，在相關部落格均有完整的記載。Stephen Roach認為應該用一記棍棒來回應克魯曼的建議，此話一出，或許可為他贏得「最具引用價值」獎。

然而，有時候我們退一步從大處著眼，就此例而言，邁阿密先鋒報的Jim Morin漫畫專欄便代表著此大局面。

真正的問題在於債務水位，美國的負債很快將達國內生產毛額(GDP)的100%。如國際貨幣基金(IMF)在彭博資訊社的一篇專欄中指出，看來2014年之前，似乎只有德國和加拿大有機會將負債壓在GDP的100%以下。克魯曼先生是對的，我們的景氣刺激政策並未達到承諾的目標(卻製造「流動性陷阱」)，甚至他說的中國貿易順差並無助益(卻是反景氣刺激要素)，也或許是對的。不過，克魯曼提出的凱因斯學派景氣刺激藥方，其真正的問題在於，我們目前處於債務惡性循環的末升段。未來5至10年，美國和其他G-7會員國所面臨的真正問題，不是中國對人民幣的操控，而在債臺高築的情況下，該如何拉高經濟成長以減輕債務負擔。

為何美國政府會落到債臺高築的地步？因為平常的信用需求不再。

美國消費者的金錢已用罄，高達二位數的失業率及溺水屋(underwater mortgage)對信用產業產生負面衝擊；過去此產業規模龐大，全盛期佔GDP比重達72%。

非金融機構都快被自己的閒置超額產能給壓垮，根本無力再借款；此外，未來企業所擔負的稅負、退休金和健康醫療均可能增加。

唯一的私人部門信用需求來自金融機構，這些企業兩年前購買美國國庫券，現在等著收取聯準會量化寬鬆政策下釋出的資金。金融機構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如下：

  1. 他們擁有以近於零成本向聯準會融資的優勢；
  2. 利差協助他們重建資本。

然而，由於聯準會1.25兆美元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(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)的買進計畫，將於本月底截止，因此，私人部門資金需求的最後來源，可能也會跟著消失。

或許此時是檢視和重新衡量投資組合的時刻，你應該從何處著手呢？

  1. 市場上唯一還在累積債務的部門就是各國政府，特別是美國，目前長期債券價格極高(低殖利率)，投資人應該避開這些債券。由殖利率曲線的型態看來，並未顯示太多通膨跡象，通縮亦不太可能發生，不過，或許在不久的未來，利率可能得大幅上升。因此，應投資存續期間短的債券。
  2. 另一方面，由於美國的醫療改革法案已經通過另一個障礙，因此，原本美國政府在製藥(XPH)和醫療設備(IHI)的支出已高，未來10年將更一步提高。
  3. 全球經濟成長將持續集中在新興市場，尤其是那些出售原物料和能源的國家，俄羅斯和巴西依舊看俏，中國在尋找非仰賴美國消費者的成長來源，將依舊備受挑戰。
  4. 公司債仍提供上漲潛力，特別是高收益債券。

更具體的看法，請至投資組合頁面查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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